当前，人类社会正经历着从工业时代的机械化浪潮向数字时代的智能化浪潮的深刻转型，这一变革不仅重塑了生产与生活方式，更深刻地影响着全球格局与人类文明。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公告，将人工智能定为2025年国际教育日主题，这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人工智能在教育中应用边界的深入思考和积极探索。

我国作为全球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领先者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既面临全球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普遍性挑战，又需解决自身转型中的特殊性问题。自2022年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以来，我国凭借鲜明的制度优势和有效的行动策略，取得了显著成效。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中国排名从第24位跃升到第9位，国家平台访问量超过了500亿次，用户覆盖了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第一大教育资源数字化中心和服务平台，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信息化最高奖——哈马德国王奖。这些成绩彰显了教育数字化在我国教育体系创新性变革中的关键作用，以及其作为驱动教育发展的关键要素所蕴含的理论拓展空间与实践应用潜力。

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是新时代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是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新质生产力，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引擎。因此，基于顶层设计和可持续推进的政策供给至关重要。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仅是教育领域内部的事务，更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对社会资源和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更是推动教育改革、满足社会需求、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发挥着关键的杠杆和引领作用。特别是启动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这三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独立或会同其他部门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政策，为教育数字化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坚实的引领性支撑。

教育数字化政策应兼顾教育的“三大属性”（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与立德树人的教育本质，同时契合数字化的工程属性，并突出二者的有机融合与实践应用。与其他领域相比，近三年直接以“教育数字化”命名的国家层面政策数量较少。当前研究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缺乏对政策发展脉络的系统梳理和结构分析；二是缺乏结合实践痛点和结构性障碍的政策执行分析。因此，本研究将重点聚焦于政策的结构性、实践性和应用性探索。

我国的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在教育信息化1.0和2.0基础上的继承性发展，经历了从传统“电化教育”向现代数智技术融合的变革性演进。要实现从资源共享、数据驱动、智能融合到生态重塑的转变，进而推动教育系统性的深刻变革，需要在战略层面进行整体布局，依托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向互动政策运行模式，打破部门壁垒，构建纵横交错的联动机制。

国家层面的宏观政策为教育数字化的统筹推进与发展规划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战略指引。本研究系统梳理了2022—2024年国家层面的教育数字化相关政策，并从发文主体和政策内容类型两个维度进行分类与分层分析。其中，发文主体按层级自上而下分为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及其办公厅，以及教育部相关司局；政策内容类型主要包括年度规划、指导意见、工作通知（含活动）和典型选树。此外，国内外重大会议（含活动）及领导讲话（含考察）作为政策制定与执行的重要参考依据，被视为多样化的“准政策”，纳入研究范畴。政策文本主要解决“是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的目标问题，而非正式的“准政策”则侧重于解释“为什么”的价值问题，并为“怎么做”提供样本参考，二者共同构成政策体系，也是理解与执行政策的重要依据。

（一）政策源起：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正式启动

自“十三五”规划纲要正式将“数字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开始，数字技术逐渐全面应用于我国各领域的建设。2022年1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深入推进智慧教育；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这一行动作为“数字中国战略”的一部分，被列入《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是我国教育数字化领域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政策举措。作为截至目前唯一一个以“战略行动”命名的教育政策，“战略”彰显其重要之位，“行动”则诠释其实践之力。

此后，党的二十大首次将“推进教育数字化”写入报告，标志着推进教育数字化已经成为共识。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再次明确“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凸显其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核心定位和持续深化的必要性。

（二）2022年：以国家平台为抓手，重在行动

2022年是我国教育数字化进程的战略起点。尽管该年度教育部并未以“教育数字化”命名政策，但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全面启动，标志着教育数字化转型进入全新阶段，且重点聚焦于“行动”层面。教育部以建设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国家平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升级，一体推进资源数字化、管理智能化、成长个性化和学习社会化。这一年，各类推动教育数字化的政策紧密围绕 “国家平台” 这一实体与载体展开，并先后分两批启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地方和学校试点工作，试点范围已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旨在将政策执行落到实处，政策执行机制相较于以往更加注重可操作性。

在政策的顶层设计方面，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和党的二十大报告，均从社会建设与社会服务的宏观视角，明确了教育数字化的基础性功能与发展性目标，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战略指引。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调研国家平台建设情况时着重强调，要加强数字教育和教育信息化建设，将智慧教育平台打造成为教育领域重要的公共服务产品，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支撑。与此同时，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及科技部等六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快场景创新以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聚焦于技术在教学、学习、管理、评价、研究等多个环节的场景创新，推动教育数字化技术应用的深度与广度拓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则明确提出数字技能人才培养以及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的目标和任务，为教育数字化的人才培养和素养提升指明了方向。

2022年，教育部部长怀进鹏提出联结为先、内容为本、合作为要，即Connection、Content、Cooperation的“3C”理念，按照“应用为王、服务至上、简洁高效、安全运行”的原则，把诸多典型应用、资源内容等“珍珠”串成“项链”，集成上线国家平台，释放数字技术对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持续溢出效应。围绕国家平台，教育部办公厅、基础教育司、高等教育司、教师工作司等相关司局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行业标准，重点聚焦国家平台建设升级、数字资源与服务优化、创新资源供给模式与教育治理范式、师生数字素养提升等关键方面。

总体来看，2022年国家教育数字化政策通过顶层设计和统筹推进，强化需求牵引，深化应用驱动，加快推进教育数字转型和智能升级，为构建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提供了坚实支撑。

（三）2023年：持续优化平台建设，重在联通

2023年，我国教育数字化进程在政策引导与实践探索中持续深入。教育部在政策执行上延续2022年的风格与策略，保持政策的一致性和连续性，纵深推进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通过聚焦大数据中心建设、数据赋能、公共服务优化以及国际合作拓展等关键领域，并借助国际会议、专家咨询、现场活动、试点建设等多元政策实践形式，展现出国家对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持续重视，强化顶层设计与统筹推进，致力于夯实教育数字化发展根基。

中共中央在教育数字化进程中发挥着关键的战略引领与整体布局作用。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凸显了教育数字化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明确要求加快推动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完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促进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创新应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这一论述精准定位了教育数字化在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关键地位，为教育数字化的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强大动力。《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将教育数字化纳入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框架，从国家战略高度进行统筹规划。《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见》着重提出“大力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强调加强国家平台建设，构建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数字教育资源平台体系。这些政策聚焦于提升教育数字化基础设施水平，旨在通过加强平台建设和资源整合，为教育公平和质量提升提供有力支撑。

教育部及相关部门围绕教育数字化标准制定与规范管理展开，为教育数字化的有序推进提供制度保障。《信息技术产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管理规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54号）形式公布，作为第一部规范信息技术产品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的专门规章，初步构建了相关管理制度，保障教育数字化环境下的信息准确、有效传播。工信部、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IPv6技术演进和应用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推动教育业务云上部署，基于“IPv6+”技术建设高质量教育专网，提升教育网络的性能和安全性，为教育业务的云端部署和大规模在线教育的开展提供稳定、高速的网络支持。国家网信办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七部门公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旨在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和规范应用，防范潜在风险，保障教育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这都体现出国家对教育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标准规范的高度重视，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和前置性规范保障。

教育部各司局在教育数字化进程中承担着具体实施与推进的重要职责。教育部办公厅、教师工作司、高等教育司、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等有关司局，通过资源建设与大数据中心建设实现“建强”国家平台，通过教师研修与培训、教学创新应用等方式来“用好”国家平台。教师作为教育数字化的关键执行者，提升其数字素养至关重要。为此，相关司局加强对教师的数字化培训和能力培养，以适应教育数字化发展的需求。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成立教育数字化专家咨询委员会是一项重要的创新举措。这一咨询型治理机制通过制度化安排，将专家引入政策过程，充分发挥专家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优势，为政策制定与执行提供科学专业的意见支持，增强政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有效性，降低决策风险，推动政策创新。同时，专家委员会的设立体现了民主参与理念，为不同主体提供了对话协商、达成共识的平台，提升了政策的民主正当性和可接受性，构建了一种“吸纳-嵌入”的政策咨询机制，促进教育数字化政策的精准制定与有效实施。

此外，各类教育数字化相关会议和活动在2023年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2023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大会、全国教育数字化现场推进会议等国际、国内会议的举办，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外教育数字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了教育数字化理念和实践的深入发展。这些会议不仅发布了多项与教育数字化相关的报告和标准规范，还为教育数字化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例如，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蓝皮书（2022）》和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参考。

总体来看，2023年国家在教育数字化领域的政策纵深推进，重点集中在平台优化、教师发展、区域均衡和技术创新等方面。通过外部环境与基础设施的迭代升级、多元参与的治理结构优化，推动教育数字化从基础设施建设向深度应用和创新转型，强调数据赋能和标准先行，注重扩大国际合作与交流、智慧校园建设以及教育治理能力、教育数字化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四）2024年：加快平台体系建设，重在实践

2024年是“十四五”规划推进实施的关键节点。全国教育大会、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等一系列重要会议的召开，系统深化了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动我国教育强国建设从初步构建阶段向全面建成阶段跃升。在此背景下，教育数字化不再仅仅是教育领域的技术革新，而是作为推动教育全方位变革、提升教育整体质量的核心驱动力，被提升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承载着重要使命。

2024年，教育数字化正式跃升为国家战略重点。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数字教育”，体现了国家对教育数字化的高度重视和战略部署。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要在教育的数字化、国际化、绿色化方向上开辟发展新空间，紧紧锚定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速推动教育、科技、人才深度融合。这一战略定位的调整，使教育数字化从传统意义上的教育辅助工具和资源载体，转变为推进社会转型与建设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部加快部省会商机制的推进，与辽宁省、河南省、福建省等举行部省会商会议，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强化地方教育综合改革的顶层设计与教育数字化作为突破口的协同推进机制，形成“国家指导、地方创新、多元协同”的教育发展新模式。怀进鹏部长提出要跳出教育看教育，在第四次科技革命来临之际，及时捕捉分析高质量发展对人才、科技需求的“第一信号”，内嵌转化为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与内容，谋划形成教育强国建设战略任务布局。要不断开辟教育数字化新赛道。坚持应用为王走集成化道路，以智能化赋能教育治理，拓展国际化新空间，引领教育变革创新。在发展理念上，教育数字化秉持从联结为先、内容为本、合作为要的“3C”（Connection、Content、Cooperation）走向集成化、智能化、国际化的“3I”（Integrated、Intelligent、International）。

教育部及相关司局围绕国家平台体系建设、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人工智能应用创新这三个核心领域，持续强化政策支持力度。其中，教师工作司、高等教育司、基础教育司、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校外监管司、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等根据各司局的职责与需求，设计政策供给，将教育数字化融入各司局的主责主业。内容涵盖教师研修、教师培训、教学创新、科学教育、心理健康、人工智能教育及应用场景、职业教育平台等方面，全面推动教育数字化在各领域的深度应用。

其一，平台体系完善与终身学习体系构建。作为响应《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法律法规的重要举措，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数字教育资源入库出库管理规范》和《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数字教育资源内容审核规范》，从源头上严格把控数字教育资源的质量，保障资源的安全性，有力推动了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在国家平台开通两周年之际，教育部在京举行数字教育集成化、智能化、国际化专项行动暨“扩优提质年”启动仪式，发布全域应用试点及应用典型标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等，旨在进一步扩大国家平台的应用范围，推动其智能化升级。“慕课西部行计划2.0”新疆试点工作推进会进一步聚焦西部高校优势专业、特色专业和新建专业发展需求，坚持扶优、扶特、扶新，推动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2024年，国家平台国际版、特殊教育版块、国家终身教育智慧教育平台相继上线，国家平台迎来了重要的发展阶段。经过五次迭代升级，平台成功整合了各级各类教育资源，构建起以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终身教育为横向架构，德智体美劳为纵向脉络的全方位、多层次资源新格局。此外，终身教育平台还与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实现联通，具备了学习成果留存功能。国家开放大学依托终身教育平台和国家老年大学推出“双十计划”扩优提质行动，为数字化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注入了新动力。教育数字化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不同板块的上线是纵深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重要举措，也是完善国家平台体系建设的必要一环，将助力所有学习者弥合数字鸿沟，赋能每一名学生都有人生出彩机会，使其成长为国家有用之才、实现人生梦想。

其二，人工智能教育普及。中央网信办、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的《2024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部署17项重点任务，包括全面提升师生数字素养与技能，弥合数字鸿沟，支撑数字经济发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加快数字人才培育支撑数字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6年）》，明确用3年时间开展数字人才育、引、留、用专项行动，增加数字人才有效供给。教育部在推动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通知》，明确了加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总体要求，强调要开发普适化教学资源，建设泛在化教学环境，具体措施包括在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开设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栏目，广泛整合优质教育资源，实现资源的共建共享；合理均衡配置中小学人工智能实验室资源，对现有数字化教学环境和设施设备进行升级优化，加强校际间的资源共享，为学生创造人工智能体验、学习、探究和实践的良好空间。在各级各类教育与社会服务的衔接和协同发展方面，教育部采取了多项有力措施。通过连续公布两批“人工智能+高等教育”应用场景典型案例，为高校人工智能教育实践提供示范，推动高校人工智能教学模式创新；开展2024年“基础教育精品课”遴选工作，激励中小学教师提升人工智能教育教学质量；公布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名单，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区域内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推动第一批城市加入全国学习型城市网络，营造良好的社会学习氛围，促进人工智能教育与终身学习体系的融合。此外，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举办2024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借助典型案例和示范项目，为教育数字化创新发展提供方向指引，有力推动了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在不同教育阶段的深度融合。

2024年对于教育数字化的政策执行来说至关重要，坚持应用为王走集成化道路，在实践层面进一步推动教育数字化纵深发展。会议和活动则是对教育数字化在政策导向、经验交流和合作推动等方面发挥实践的互动作用。通过宏观战略引领、平台体系建设、数字素养提升、教师与人才培养、人工智能应用、区域试点推进、综合服务提升、终身学习和国际合作等多方面的努力，为开启教育数字化战略新三年奠定基础。

近三年国家层面的教育数字化政策，在不同阶段各有侧重又协同推进，呈现出政策供给与政策执行的三大新的平衡关系，即稳定性与灵活性、战略性与实践性、内生性与适应性的动态平衡。我国教育数字化的政策体系，既彰显了数字化教育治理的制度韧性，又构建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中国范式。

（一）我国教育数字化政策体系的系统性脉络

近三年教育数字化政策以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为核心主线，从启动战略行动搭建基础框架，到持续优化深化发展，再到升级为国家战略重点全面推进，以平台为载体，围绕数据、资源、素养三个方面，在政策之间紧密衔接，结构上不断完善，内容上持续丰富拓展。各阶段、各层次政策相互配合，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积累经验、奠定基础，后一阶段在前一阶段基础上深化创新，共同推动教育数字化从起步迈向高质量发展，逐步实现教育的全方位变革和整体质量提升。

在政策体系的纵向关系上，协同战略引领与行动落实。2022年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启动，明确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方向，为后续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总体指引。党的二十大报告和《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进一步强化了教育数字化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确保政策的连贯性和延续性。2023年和2024年则在战略引领下，有关政策进一步聚焦具体行动的落实与深化。2023年通过优化平台资源建设、强化数据赋能等措施，推动战略行动的纵深发展；2024年则加快平台体系建设，强化实践应用，进一步拓展教育数字化的深度与广度。

在政策体系的横向关系上，强化多主体协同与多领域推进。教育数字化不是局部的改变，而是系统的重塑，其政策涉及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及其相关司局等多主体的协同推进。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从宏观层面进行战略部署，教育部及其相关司局则负责具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形成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向互动政策运行模式。教育数字化的内涵要义之一是流程再造，因此其政策内容涵盖教育的全领域、全业务、全流程、全要素的数字化转型，必然包括平台建设、资源优化、教师培训、人工智能应用、国际合作等多个领域，各领域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共同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例如，平台建设为资源优化和教师培训提供了载体，人工智能应用则为平台建设和教育教学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

（二）我国教育数字化政策执行的实践性逻辑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提出的中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秉持的应用为王的原则，以建强、用好国家平台为抓手，从“3C”到“3I”的深化演变，体现了数字化转型从基础建设到深度融合的递进规律，既符合我国教育发展的现实需求，也与全球数字教育变革趋势相呼应。

国内外数字化转型通常遵循“基础建设→系统整合→智能应用→生态重塑”的普遍规律，我国从“3C”到“3I”的转型正契合这一规律。这一转型过程是系统迭代、螺旋上升且连续发展的，各个阶段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衔接、相互促进，难以清晰划分明确的边界。基础建设为系统整合奠定物质和技术基础，系统整合推动资源优化和互联互通，进而为智能应用提供数据和平台支撑，而智能应用的深化又促使生态重塑，形成新的教育生态系统。这一过程不断循环往复、逐步升级，体现了数字化转型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因此，国家平台的建设和应用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环节，具有必要性和首要性。平台不仅是资源共享和数据流动的基础，也是智能应用和服务创新的前提。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政策门槛相对较高，单纯依靠政策文本的印发难以实现政策目标的全面落地与有效执行，搭建平台是降低转型门槛、提供服务支持、合力构建生态的必要举措，解决“不会转”“不能转”“不敢转”的难题。通过搭建国家平台，可以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技术支撑和资源整合的枢纽，帮助教育机构和教师掌握数字化工具和方法，缓解因技术不足导致的“不会转”困境；同时，平台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教育系统的整体效能，缓解因资源匮乏导致的“不能转”问题；此外，平台的广泛应用和成功案例能够增强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和师生的信心，缓解因对新技术的恐惧和不信任导致的“不敢转”难题。

在基础阶段（3C），对标全球数字化转型的“资源数字化”与“初步互联”阶段，以国家平台为载体和枢纽，强调数字基础设施的普及与互联互通，注重优质资源的开发与共享，推动多方协同，包括政府、学校、企业及国际合作，与欧盟“数字教育行动计划”同样强调基础设施和资源共享。在深化阶段（3I），进入“数据驱动”和“AI融合”阶段，教育部持续优化平台体系，从分散系统向平台化整合转变，优化数据共享与服务效能，如国家平台集成招生考试、就业服务等30余项功能，累计办理超8000万次，凸显“一站式”服务优势，并引入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化应用。教育部提出“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推动智能技术与教学、科研、社会的融合，同时强调伦理规范（如“数字向善”）以规避隐私风险；构建全球合作生态，如通过国家平台国际版输出中国课程，参与全球数字教育治理，助力落实联合国教育变革峰会目标。较之美国《人工智能倡议法案》推动教育智能化，我国通过集成化平台和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实现从工具辅助到系统重构的跨越。

应用是为教育数字化的生命力，因此，教育数字化政策重在实践。教育数字化政策的显性内容与隐性逻辑有机互补。显性内容通常是指政策文本中明确表达的目标、措施、实施路径等内容，这些内容通过正式文件、法规等形式被清晰地阐述出来，是政策研究和分析的主要对象。而“不可言说”或“只能实践”的部分，则更多地涉及政策背后的价值取向、利益博弈、文化背景等隐性因素，这些因素虽然不直接体现在政策文本中，但是在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主要涉及价值取向、利益博弈、文化情境和实践探索四个方面。一是政策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观和理念，如对教育公平、教育质量、技术创新的重视程度等，这些价值取向虽不直接体现在政策文本中，但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例如，政策强调“数字教育赋能教育公平”，这背后反映了对教育公平的价值追求。二是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涉及的多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不同利益主体（如政府、学校、企业、教师、学生、家长等）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可能会有不同的诉求和利益考量，这些博弈虽然不直接体现在政策文本中，但是对政策的执行边界和实施效果产生重要影响。三是政策执行过程所处的文化和社会情境，包括社会对教育的认知和技术的态度、教育传统、经济条件等。这些文化情境因素虽然不直接体现在政策文本中，但在无形中影响着政策的接受度和执行效果。四是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灵活调整和创新。这些实践探索虽然难以在国家层面的宏观政策文本中完全体现，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推动教育数字化的过程中，区域试点、整区推进等模式都是各地各校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和实际情况，探索出适合本地的教育数字化模式。

（三）作为教育改革与治理升级的教育数字化政策实践

政策取向正在发展过程之中，它要跨越现有分工（Specialization）。这一取向有两方面任务，一部分是指向政策过程，即研究政策的形成和执行，另一部分是政策的智力需求（Intelligence Needs），即跨越学科的边界，提升对政策制定者有用的信息和解释的具体内容。但目前公共政策的知识生产与知识应用不匹配。公共政策作为一门应用型社会科学，更应注重公共政策研究与知识应用建立紧密联系。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实施以来，我国教育数字化政策体系在知识生产与知识应用方面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改革创新的样本。数字化不仅是一种技术路线，还提供了一种技术与教育融合的方法论，为现代教育治理升级提供理念和路径。

我国教育数字化政策不单纯依靠政策文件的印发和颁布，更多是依靠实践活动来推动的政策执行模式。我国教育数字化政策执行模式可提炼为“中国式整合型网络治理模式”，其核心特征是突破传统二元路径，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动态融合的创新机制。相较于西方政策执行理论的发展脉络，这一模式具有鲜明的中国制度特色与实践突破。

在理论层面有所突破，突破单一线性路径，超越传统治理范式。这种模式既非西方20世纪80年代“碎片化分权”衍生的单纯基层自发探索的自下而上模式，也非传统行政命令式执行的自上而下模式，而是基于扎根中国大地的教育实际和现代治理的制度优势，逐步构建形成“顶层设计-基层创新”的双向赋能的立体网络。通过数字化重构了治理主体结构和运行机制，兼具系统规划的优势（政策体系化部署）、市场机制的创新活力（如区域试点创新）和社会协同的参与动能（学校、企业、社会组织联动）。推动“试点转示范”，是实现教育数字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策略。通过将试点地区或学校在教育数字化实践中的成功经验进行总结和推广，以点带面，促进整体教育数字化水平的提升。

在实践层面初具特色，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效能优势，发挥集成化思维的重要作用，形成中国特色的运行逻辑。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与系统集成的“效能提升、协同共享”的优势相互转化，通过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系统推进力，与基层实践探索的制度性保护（如“智慧教育示范区”建设）有机融合，形成动态平衡机制。集成完全不同于集权，集成强调的是系统的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而集权强调的是权力的集中和统一管理，两者在目的、方式和效果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政策执行模式上也大相径庭。如国家平台从3C到3I的升级、从区域试点到全国推广的纵向贯通，通过“集成共享—政策试点—经验提炼—标准推广”实现制度进化。又如政校企联合开发数字教育资源库的横向协同，构建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政策执行共同体”。再如利用大数据实现“政策制定—执行—反馈”的闭环管理等。

在模式层面彰显价值，突破传统路径依赖，形成新型治理范式。通过教育数字化这一转型过程，政策执行者利用实践活动来检验政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激活基层创新的政策生命力，破解“政策空转”困境。政策执行者在实际操作中，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政策进行适度的调整和变通，以适应不同环境和需求；还可以与政策对象之间通过实践活动进行互动和协商，共同推动政策的实施和改进。基层教育行政人员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政策的执行方式，实现从“机械执行”转向“能动创造”，帮助政策落地生根，如“慕课西部行”计划实现政策目标与基层需求的精准对接。基层政策执行者在面对困境或瓶颈时，可以通过汇报工作、会议交流、考察走访等方式，将问题和压力向上转移，促使上级政府或有关部门了解政策执行现状，反思政策规定内容，从而获得上级的支持和理解，实现政策的逆向动员，重构政策执行逻辑。

该模式本质上是通过制度创新释放数字生产力，既保持国家战略的稳定性，又激发基层实践的创造性，在确保教育数字化发展方向的同时，形成具有自我进化能力的政策生态系统。这种治理创新不仅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更重塑了新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重塑教育领域的形态和生态。从教育部近三年的教育数字化政策演进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一条从基础建设到应用深化，再到效能优化的递进路径。这一政策逻辑不仅体现了从顶层设计到落地实施的系统思维，更彰显了教育治理能力的持续提升。这一系列政策的推进，不仅在理论探索和规律认知上取得了显著成果，更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上实现了重大突破，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以及教育强国目标的达成，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政策工具。

回顾过去三年，教育数字化政策的阶段性和进阶性特征鲜明。2022年，政策核心聚焦于“基础建设”和“资源覆盖”，旨在解决教育数字化领域最基本的“有没有”问题。通过大力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如网络宽带的升级、教育资源平台的搭建等，让更多的学校和师生能够接入数字教育的网络，获取丰富的教育资源，从无到有地构建起教育数字化的基本框架。2023年，政策重点转向“技术应用”和“模式创新”，着力解决“用不用”的问题。这一时期，鼓励教育工作者积极运用数字技术开展教学活动，探索线上线下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个性化教学模式等，推动数字技术真正融入日常教学，让教育数字化从静态的资源储备走向动态的应用实践。2024年，以“质量提升”和“精准服务”为导向，政策致力于解决“好不好”的问题。借助人工智能、学习分析技术等，对教学过程和学习效果进行精准评估，为师生提供更加精准的学习支持和教学服务，实现教育数字化从量的积累到质的提升。

展望未来，教育数字化转型将进入深水区。2025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持续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助力教育教学深层次变革。这意味着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全面提升数字化领导力和执行力，推动教育数字化从“规模扩张”向“高质量发展”迈进；始终坚持“应用为王”，将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不断探索新的应用场景和教学方法。从“3C”到“3I”的转型不仅是技术升级，更是教育理念的革新。其核心在于以人为本，进一步强化应用导向驱动集成化。以实际教学应用为出发点，整合各类教育数字资源和技术平台，打破数据孤岛，实现数据的互联互通和深度融合。同时，要平衡技术伦理与智能化发展。随着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必须高度重视技术伦理问题。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智能技术在促进个性化学习、提供智能辅导等方面的优势，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另一方面，要确保技术应用符合伦理规范，保护学生的隐私和数据安全，避免算法偏见等问题对学生造成负面影响。此外，要依靠国际合作支撑国际化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数字鸿沟、伦理风险等全球性挑战；积极参与国际教育数字化标准的制定，分享我国教育数字化的成功经验，提升我国在国际教育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同时，引进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技术，促进我国教育数字化的创新发展。

教育数字化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系统化的保障机制。教育数字化的普惠性红利需要在协同参与中得到充分体现。教育数字化的创新发展需要保持战略定力。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站在教育强国建设的新起点上，我们需要以更开放的胸怀拥抱技术变革，以更创新的思维应对挑战，以更务实的态度推动发展。通过持续深化教育数字化转型，为建设学习型社会、培养创新型人才、实现教育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在这个充满希望与挑战的数字时代，教育必将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我们需要保持理性的认知，避免盲目跟风，积极开放探索，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来源 |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年第2期

作者 | 王学男（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数字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