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是人际交流的重要方式，能够向特定对象传递信息、交流情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一贯重视书信的作用，他们通过书信来交流思想、传播文化、延续文明、分享信息、明确立场、传递理念、寄托期望，并以此作为展示思想文化的影响力、体现治国理念乃至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方式［1］。书信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经常运用的与人民群众交流的方式。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教育事业发展，尤其关心广大青少年的成长。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多次给青少年回信，不仅鼓舞了收信的青少年，而且使得广大青少年持续而强烈地感受到党的领袖的关心，对整个青少年群体都产生感召和引领作用。“回信不仅是传递信息的独特方式，而且是教育青年、引领青年的创新方法”［2］，深入分析习近平总书记给青少年回信（以下简称“回信”）所承载的教育方法论意蕴，对新时代的青少年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实践启迪。

一、习近平总书记给青少年回信的文本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给青少年的回信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故而精准选择文本是本研究的逻辑起点。为此，我们将时间起点定位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依据《习近平书信选集》（第一卷），新华网、中国共产党网等官方媒体，选出标题中有“回信”/“复信”字样的20封信（见表1）。通过对这20封信的文本分析，可以总结出它们在整体上所体现的时间、对象、语言和结构上的鲜明特征。

表1 习近平总书记给青少年的回信

1.回信的时间特征

回信的时间承载着重要的教育意义。习近平总书记给青少年回信的时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或是选择我国传统节日，或是结合重大社会事件、政策，既符合形式上的契机，又具有深刻的实质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常在儿童节、青年节等重要节日前后给青少年回信，精心选择的时间节点不仅让青少年感受到特别的关怀，加深他们对重要节日的文化认同，还能在整个青少年群体中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如2016年六一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大陈岛老垦荒队员的后代、浙江台州椒江区十二名小学生的回信［3］；2018年儿童节，习近平总书记致信陕西照金北梁红军小学学生［4］；2018年劳动节，习近平总书记回信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学员［5］；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同样在儿童节来临之际给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的少先队员写了回信［6］；2022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站建造青年团队回信［7］，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又给北京师范大学“优师计划”的师范生们回信［8］。

此外，回信也会结合着重大社会事件的时间进行价值引领。“领导人书信所涉议题不是随机的，而是与国家及领导人在特定时期的注意重点高度相关，因而习近平总书记回信是理解国家治理议程的有效途径”［9］。结合重大事件的做法，一方面能够提升回信的社会关注度，另一方面是借用政策契机释放出积极的价值导向，引发全社会的关注。譬如，2013年国庆节正值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建校10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给该校全体同学的回信在国庆节发布。澳门回归20周年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给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的小朋友们回信，肯定他们对“祖国是澳门的坚强依靠”的认识，并勉励他们传承好爱国爱澳优良传统，这不仅激励着澳门的青少年们，更鼓舞了广大澳门同胞的爱国热情。2013年是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实施2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个特殊的时刻给华中农业大学“本禹志愿服务队”回信，肯定他们甘愿奉献、服务人民的行为，鼓励他们继续弘扬志愿精神。

2.回信的对象特征

回信对象涵盖广泛的青少年群体，既有不同年龄、地域的青少年，也有特定的群体，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全体青少年的关心。

回信对象覆盖了全学段的青少年。面向小学生，有给陕西照金北梁红军小学学生的回信、给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少先队员的回信；面向中学生，有给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全体学生的回信；面向大学生，有给东北大学全体师生的回信、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在读英烈子女的回信。

回信对象的地域分布广泛，不仅覆盖了北京、陕西、江苏、安徽等多个省份，港澳地区亦备受重视。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给香港“少年警讯”成员回信，2019年六一儿童节前夕给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小朋友们回信，2022年7月给参加海峡青年论坛的台湾青年回信，2023年7月给香港培侨中学高一年级全体学生回信。回信既表达了对整个青少年群体的关心和期待，也凸显了对港澳台青少年的特殊关注。

回信对象具有多样化的群体身份，其中包括传承红色基因的陕西照金北梁红军小学学生，攀登科技高峰的北京市八一学校科普小卫星研制团队学生，肩负民族团结进步责任的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学生，爱国爱港爱澳的港澳学生，创新钻研的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参赛学生。这些群体身份虽然有多样化的特点，但都具有远大志向和责任，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烈关联。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无疑会极大地鼓舞他们。

3.回信的语言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一般会基于青少年的年龄特点来组织语言、提出期望，对他们提出有针对性的指导和鼓励。作为大国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的书信具有别具一格又无法替代的特殊意义和价值，字里行间都折射出他非同一般的思想态度、立场方法、格局情怀与个性特点，也正是在这一封封与人民群众问学习、聊工作、拉家常、话变化、谈感受、叙情谊的信件中，习近平总书记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书信风格及特点［10］。

从篇幅来看，回信普遍篇幅较短，字数集中在200～500字。这些回信言简意赅、主旨清晰、言之有物，充分考虑到青少年的年龄特征和阅读特点，用简短的文字将核心思想充分表达，便于读者快速阅读并掌握核心要义。这种简短而有力的写作风格反映出他对青少年群体认知特征的尊重、理解和回应，用简练的语言传达出丰富深刻的思想和真挚的情感，尽量减少冗杂，增强青少年对回信内容的准确理解，从而产生更为积极持久的教育效果。

从语言风格来看，回信通俗易懂、朴实亲切，没有繁杂的语言。习近平总书记总是站在青少年的角度，用口语化的语言传达对孩子们的赞扬、关心、期盼。比如，“你们画的彩笔画很好，说的话也很真诚”“你们很用心，字也写得认真”“‘太棒了’！我希望你们继续‘加油’”。口语化的表达拉近了与回信对象的关系，通过讲故事、举事例、摆事实等方式来激发兴趣、拉近距离，增强了回信对青少年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更好实现对青少年的价值引领。

4.回信的结构特征

通常来说，言说者为实现其话语功能都会对话语结构进行精心布局，体现为不同的话语结构。换言之，话语结构本身是一个方法论范畴。基于20篇文本，可以总结出回信的基本叙事结构为：肯定表扬+建立关联+期望勉励。

就“肯定表扬”而言，这见之于几乎每一封回信的起始段落。对香港青少年，习近平总书记肯定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对新安小学少先队员，习近平总书记肯定他们对学校历史的自豪；对科普团队学生，习近平总书记肯定他们的热情和勇气。这些肯定和表扬在前信和语境陈述的双重叠加下更显真诚、具体，因而也更能有效强化青少年的相应观念和行为。

就“建立关联”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在每一封回信中都会突出和说明自己与回信对象的关联性，以共同熟知或经历的事物为中介，建立起密切关联。在给澳门小朋友们的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说：“我经常想起《七子之歌》，歌中表达的游子对回到母亲怀抱的渴望十分感人”［11］。在给大陈岛老垦荒队员的后代的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说：“我想起了10年前的大陈岛之行，也想起了当时同你们爷爷奶奶交谈的情景”［12］。在给河北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代表的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在西部地区生活过，深知那里的孩子渴求知识”［13］。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叙说回信对象之独有特征，而且讲述自己同回信对象的关系，“我想起”“我去过”等话语，一下子就把双方的关系拉近了，使读信的青少年只觉得是一位家里的睿智长者在同自己交谈，关系亲密而言辞亲切。

就“期望勉励”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少年的期望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无论是何种群体身份的青少年，习近平总书记都真诚地表达对他们健康成长、认真学习的普遍性期望。但具体到不同群体又有所侧重。习近平总书记期望科普小卫星研制团队的学生“保持对探索的兴趣”“努力实践，带动更多青少年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习近平总书记期望香港青少年“多学点历史，多了解点国情”。习近平总书记期望在读英烈子女“以英雄的父辈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刻苦学习训练”［14］。

这种三段式的结构特征，逻辑清晰而富含包容性，通过“肯定表扬”提振读信青少年的精神，以“建立关联”打通写信人和收信人的情感通道，建立“我-你”关系，形成“我们感”，继而水到渠成地提出具体适切的“期望勉励”。这一结构遵循了沟通原则和教育性原则，能够较好地实现言说功能。

二、习近平总书记给青少年回信的教育方法论解析

方法论不是方法本身或方法的汇集，而是选择、反思、评价和判断所用方法合理性的活动或事物［15］。方法论是使用方法的前提，目的在于选择使用何种方法，辨明方法使用的范围及局限，形成对方法的整体性理解和系统性反思。因此，从教育方法论的视角对回信进行解析，便是要回答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给青少年回信，而且持续地回信？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回信”的意义和价值、书信的教育成效、“回信”中的教育方法三个维度来思考，揭示“回信”何以必要、何以可能。

1.“回信”是“功成必定有我”在教育领域中的行动体现

“时代越是向前，知识和人才的重要性就愈发突出，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就愈发凸显。我国正处于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但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更加重视教育，努力培养出更多更好能够满足党、国家、人民、时代需要的人才”［16］。而“争夺青少年的斗争是长期的、严峻的，我们不能输，也输不起”。因此“全社会都要担负起青少年成长成才的责任”［17］。其中，各级党委和教育部门党组织要担当主体责任。不仅要办好教育事业改革发展规划和执行的大事，也要做好与青少年交朋友的小事，积极主动多形式沟通，缩短与青少年的物理与心理距离，在倾听他们心声的同时进行直接的价值引领。正是基于对“两个大计”的深切洞察，习近平总书记才对全社会有如上呼吁，对各地党委有如上要求。更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躬身实践，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期间，多次给浙江高校学生作形势政策报告，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多次走进大中小学，走近儿童青少年，当面传道授业解惑。但作为一国领导人，这样的时间和机会不可能太多。于是，我们看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多年给青少年回信，把对青少年的关心与期待写到信中并公之于众，让更大范围的青少年读到。所以，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件事情上，习近平总书记既是设计师，又是行动者。“回信”同入校、作报告等，构成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直接教育行动。行动者的角色定位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功成必定有我”境界在教育领域中的体现，也符合教育乃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整体性交往的本质规定。

2.书信是行之有效的中国优秀传统教育方法

教育方法是教育学知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国现代教育学产生于100多年前的西学引进，这使其“根基和范式深受西方影响”［18］，“人们逐渐形成了话语和理论体系的依赖，甚至在文化心理上也产生了价值偏向，对教育学的经典、权威、主流、前沿、研究典范等观念的认知都或多或少地与西方联系了起来”［19］。与之相应的则是“人们对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那些精髓却相对淡漠，中国教育智慧和经验长期处于被压抑和被忽视的状态”［20］。其中，书信作为教育方法的价值便被遮蔽已久。

书信是向特定对象传递信息、交流思想感情的应用文书，是古今信息传递和人类沟通交流的重要方式。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中写道：“春秋聘繁，书介弥盛”［21］。这意味着从春秋时期开始，书信就已经成为常用交流工具。在书信中，尤以长者对晚辈的书信极具教育价值。由于中国古代任用官职时通常为异地任用，且一般不准携带家眷，因而书信成为传统知识分子履行父亲教养职责的重要方式。曾国藩从咸丰二年（1852）到同治十年（1871）的20年间，写给两个儿子近200封家书，主要内容即教导他们如何读书、做学问、做人。在他的影响下，其家族后代贤才辈出，有“曾家无一是废人”的美誉。梁启超也通过书信对子女进行课业、书写、家务管理等多方面的教导。他在给长子梁思成的信中指导他“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22］又致信长女思顺道：“我常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济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23］。这为子女们的成长成才打下了价值观基础。战争年代，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先辈们不仅在红色家书中表达对家和家人的深情，更向家人和后人表达着他们为国家、为革命义无反顾慷慨赴死的毅然决绝，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坚定信仰［24］。新中国成立后，同青少年的书信往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自觉而主动的行为。现如今，无论是传统士人家书，还是革命先辈家书，抑或领导人回信，大多已经向社会公众开放。《郑板桥家书》《曾文正公家书》《复儿子书》（张之洞）等众多著名家书已经转化为公共的教化载体，承载着传统士人立言立行的教育理想。寓教化于书信，以书信育人，既是根植于华夏大地历经长期实践检验的有效教育方法，也是承继中华民族文化根脉并在当下被广泛认可的教育方法。

在教育科学化、国际化的浪潮下，我们往往会将优化教育方法的诉求投向科学研究、国际经验，却忽视了本国优秀传统教育资源的现代使用。习近平总书记选择了回信这一传统方式，反映出他“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的文化自信［25］，对时下照搬外国理论问题，亦能起到观念纠偏的作用。

3.“回信”负载着有教育学理支撑的丰富教育方法

当我们把目光再聚焦到20封回信本身，可以发现，它们虽然在具体的回信对象、时间、主题等方面有所不同，但在整体上承载着富有教育学理支撑的共同的教育方法，显著地体现在三个方面。

（1）示范了个体时间与公共时间嵌套的教育时机原则

教育时机是古今中外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关注重点。《学记》从教之所由兴废的正反两面阐述了“时”的教育意义。从正面来说，《学记》强调了“豫”“时”“孙”“摩”的教育原则，其中“豫”“时”“孙”分别指向预备性、及时性和顺序性，都包含着对教育时机的选择，从反面来说，“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并将之总结为教之所由废。我国教育一直秉承着《学记》所论述的教育时机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拔节育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等教育比喻，以及提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因时而进”的教育方法论原则，都从历时性的角度看到教育时机的重要性及对它的实践应用。具体分析“回信”，可见教育时机原则的精微运用。

首先，精心选择回信时间。回信时间选择主要以收信群体的关切为依据。由于回信对象主要是青少年，因而，青少年的节日是回信中的高频时间节点。选择收信群体最为关切的时间点，本身就是一种“关切其所关切”的教育性回应，符合及时施教的原则。

其次，回信时间可以细化为三类，第一类是以春节、中秋节为代表的传统节日，第二类是以儿童节、青年节、升学、建校纪念日等为代表的收信群体关切的时间点，第三类是中国青年志愿行动周年纪念、教师节、劳动节以及与治国理政相关的重大事件的时间节点，具有多元性。这三类回信都是选择了恰当的公共时间，释放出引导青少年关心国事的讯号，实现对青少年的价值引领。

最后，回信时间示范了将个体时间和公共时间相融转化为教育时机的做法。以给新安小学少先队员的回信为例，时间选择了2021年的5月30日，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可以视为新安小学少先队员们的个体时间。与此同时，新安小学是“新安旅行团”的母校，新安旅行团是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5月10日组织领导的宣传抗日的少年儿童团体，是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全面抗战路线的缩影，新安小学本身就是党史的一部分。恰逢2021年为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召开之年，此一时间的选择体现了公共时间属性。2021年5月30日这样一个普通时刻，却融合了86年前的“新安旅行团”、新时代的“新安小学少先队员”以及治国理政的“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重大事件。也正是这种时间的交融，使得“你们在信中表达了对学校红色历史的自豪之情，也说到了你们学习党史的收获”，“希望你们结合自身成长实际学好党史”有了坚实的史实和情感基础［26］。习近平总书记给东北大学全体师生的回信也体现了这一原则。2003年中央正式启动“振兴东北”战略以来，东北地区经济综合实力稳步上升、国家粮食“压舱石”地位更加牢固、改革开发与民生建设也有了显著进步［27］。202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为全面振兴东北作出新的工作指示。在此背景下，作为东北地区重要高等院校的东北大学必须肩负起培育人才与科技创新的责任。适逢2023年是东北大学建校100周年。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时间回信，既彰显了对东北大学的关怀，更表达了对东北大学学子振兴东北的期望。

（2）彰显了动情晓理导志的教育对话智慧

书信的前提是一种“对话的实现”，若没有了写信人和收信人以书信为载体的对话发生，则不称其为书信，这是书信有别于其他文体的重要属性。因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中说书信具有“辞若对面”的特征，使双方见字如面。正因为书信具有跨越物理与心理距离而进行对话的功能，才得以成为一种教育方法。因而，回信的教育方法论意蕴便也凸显在其对“对话”这一历久弥新的教育方法的创造性继承上。

首先，回信之“回”使青少年的发信行为得到了回应，使他们渴望同习近平总书记对话的愿望得到实现。这不仅使对话得以真正发生，更表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所有青少年群体的关怀态度，具有强烈的教育示范效应。

其次，回信的文本表达方式成功建构出习近平总书记与青少年之间平等的“我-你”关系以及亲切的“我们感”。这要归功于书信文本无以选择的“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为个人情感表达预设了“无障碍通道”［28］。在“我”对青少年的所言所行的表扬，对青少年亲近熟悉的人事的深情回忆中，回信中的“我”，其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角色隐而不显，其熟悉、亲切、睿智长辈的特征鲜明，有效营造了平等的对话关系。特别是，“我”把“个体自我的融入与个人生活的不断涌入”体现到回信中，“我”的经历、情感、喜好等向青少年敞开了，“我”娓娓道来青少年自己或身边人亲身经历的那些家事国事，既没有文辞上的刻意雕琢，也没有态度上的居高临下，这种真诚朴素的“尽言”“心声”引发了收信人的情感共鸣，以亲近感营造了“我们感”。“儿童首先是用情感来认识周围世界的”［29］，情感驱动着儿童的学习行动。“我-你”关系及“我们感”，赢得了收信青少年群体对习近平总书记的情感亲近，达到“亲其师信其道”的效果。再次，若只有“回”之行动和“我”之表达，则回信的方法论意蕴尚不够深邃。正是总书记在每一篇回信的末尾对收信青少年群体的殷切期望，升华了回信的教育方法论意蕴。因为，任何教育性对话必然要“指向精神层面，向着更高的精神世界的开放”［30］。这种指向和开放的实效性来自事先已经铺垫好了的情感与认知基础。换言之，若没有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的情感烘托和事理阐明，则其所提期望便会空泛无力。

最后，与面对面的对话相比，回信还具有一层独特的教育方法论意蕴。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基于收到青少年的来信。青少年对回信充满着期待，收到回信，意味着“重要他人”的积极回应。正是因为相信重要他人，从而相信了整个世界。这份期待的成真会转化为他们持久的学习动力。因此，写信与收信之间的时空距离，自然地构成了一个有效激发收信人学习动力的教育空间。

（3）秉承了“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的基本学习准则

“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最早出自欧阳修对如何学习《易经》的阐述，意指从大道理出发可以兼得其中的小道理，而从小道理学习出发很难通达大道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逻辑。在“回信”中，“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鲜明地表现在习近平总书记为青少年确立的学习目的和学习内容两个方面。就前者而言，几乎在每一封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都会对收信青少年提出殷切期望，这些期望负载着高远的社会价值，如期望陕西照金北梁小学生“将来做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有用的人”，希望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的同学们“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实现共同繁荣发展作出应有贡献”，希望参加海峡青年论坛的台湾青年“同大陆青年同心同行、携手打拼”［31］。可以想到的是，将习近平总书记所提期望作为自己人生目标的青少年，其学习目标便会大起来，而当他们心怀“国之大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读书之时，这种远大的志向、崇高的抱负必能帮助他们克服具体的学习困难和人生困惑，实现一个又一个人生理想。就后者而言，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承载着丰富的知识内容，引领着青少年对广博知识的渴望。在给港澳台青少年的回信中，总书记必然谈及香港、澳门、台湾同祖国的关系；而党史、垦荒、外交、“一带一路”、科技、军事、气候变化、民族团结等国家的史与事更是逐一铺陈。可以说，一篇篇回信虽然短小，但却能带领着青少年跳出有限的课本知识，迈向既辽阔又立体的知识见识。

三、习近平总书记给青少年回信的教育实践启示

回信蕴含着丰富的教育价值和方法论意义，但研究回信的最终目的是要对教育实践改进有所助益。就“回信”的教育实践启示而言，我们既要看到“谁在写”回信的主体特征及其象征意义，也要看到回信行为本身的方法论意义，还要看到回信内容所蕴含的教育资源价值。

1.领会“回信”是践行办好教育是全社会的责任的创新实践

2018年，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教育提到“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战略高度，并进一步强调“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各级党委要把教育改革发展纳入议事日程，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熟悉教育、关心教育、研究教育”［32］。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教育强国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在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的时代，教育对全党全社会支持的诉求逐渐加强。在办好教育是全社会的责任、教育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上，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是号召者，更是行动者。因此，才有了他给青少年的一封封回信。通过“回信”及将其公开化的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向全社会示范了如何支持教育事业发展、怎样与青少年进行教育交往。

可以说，“回信”是习近平总书记认同和践行办好教育是全社会的责任的创新实践，是习近平总书记自发自觉寻找、主动落实教育责任的众多路径中的一种。时下，虽然各地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关心教育、研究教育，并制定规划以确保教育优先发展，努力为青少年教育创造更好的条件、更优的生态、更丰富的资源。但这些教育规划类工作毕竟是以制度化面孔来面向青少年的，与青少年有一些距离。在这些工作之外，各地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人还应以各种方式走近、亲近青少年，更多地出现在校园中、教室里，在真实的情境中，面对面地为青少年传道授业解惑，并将此行动形成制度化、常态化的教育体制机制。其实，在中国古代，对地方官员承担教育一方的责任有明确的规定。如宋朝的时候，地方官要定期视察学校，“每月一诣学”，明清之际有“乡约所”“讲约所”，地方州县官每月朔日，亲自集百姓于明伦堂，宣谕六事，不得委托他人。进而，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有组织地将这一做法传导至社会，促使社会上各行各业、各领域的“素行端方”者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立场，主动走进校园、亲近青少年，做青少年可接触到的“身边的榜样”，以嘉言善行担当青少年的引路人。如此，“回信”的教育方法论价值就升华到了制度层面、文化层面，也使教育是全社会的责任的战略要求得到真正落实。

2.创造性继承“回信”所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教育方法

中国教育源远流长，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1933年，鲁迅在《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中说过这样一句段话：“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这段话表达了两种含义：第一，教育方法非常重要，重要到“功德不在禹下”的程度；第二，中国丰富的教育方法亟待整理成书。时至今日，这样一本书目前尚未问世。这反映出我们缺乏对教育方法和中国优秀传统教育方法的系统性反思和继承。虽然有学者对中国优秀传统教育方法进行了探索，如强调“‘教’与‘学’的统一，以学生个体学习为基础的教育方式，自然的学习流程和稳定的方法”［33］，“力求切合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强调榜 样示范作用，注重良好习惯养成，讲求知行合一，按照循序渐进原则，实行因材施教，编写符合儿童特点的教材等”的蒙学教育方法［34］，以及“慈严相济、以身示范、因材施教、循序渐进、注重环境的古代家庭教育方法”［35］，但其整体性和系统性有待提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个高度信息化、智能化的时代，依然选择回信这样一种传统的教育方法，坚持多年并在多领域实施。这昭示着“回信”作为一种教育方法的重要性，教师们要学习“回信”所展示的教育时机、教育对话以及“大小”辩证法，甚至可以模仿“回信”，用于指导和改进自己同学生及家长的书信沟通行为，但这样一种“照着说”的思路可能会走向僵化和教条，更重要的在于“接着说”。即，我们需要反思：除了“回信”，还有哪些传统教育方法有待系统整理和运用？我们又如何对它们进行适应时代的创造性继承？答案必然是多样的。譬如，中国传统儒释道都很重视通过静心冥思的方式进行领悟，“阳明格竹”即一例，但冥想、正念这种源自中国的教育方式正被用于西方的学校教育之中，却似乎被现代中国学校所遗忘。

需要注意的是，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教育方法时要做到“学古而不泥古”，不能简单地照搬旧制，而是要在充分理解其内在价值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教育的需求进行创新和发展。比如，《学记》记载了“适时而教”的教育方法，陶行知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生活教育历”的教育方法。具体而言，“生活教育历”以儿童的生活日程为依据，编制学校儿童生活历，又将一切课程、教材、教法、工具，皆纳于生活历的规范之中。正如陶行知所言“古人为政，贵在不违农时，故颁历书。教人亦然。教当其时，则事半功倍，失其时，则事倍功半，或全失其效。故办学贵在不违人时”［36］。“生活教育历”是对“适时而教”的创新性发展，这启示我们在学习传统教育方法时，不能机械照搬，应结合新的时代情境进行创造性继承，方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3.全面开发“回信”的“大思政课”课程资源价值

“回信”之“回”意味着“‘写信—回信—热议—行动’这一整套教育流程，即青年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习近平总书记给青年回信，广大青年热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并积极响应号召、开展行动的教育流程”［37］。回信“看似回应的是具体的人，实际上其影响足以扩展到这一类群体之中”［38］，因此，流程、对象和回信内容相互嵌套，构成了完整的教育过程，蕴含丰富的课程资源。倘若能够对“回信”“形成体系化的学习落实机制，其中蕴含的巨大精神力量便会通过教育实践转化为现实的物质力量”［39］。但当前对“回信”的学习和宣传主要是在传播原文的层面，其独特而适切的“大思政课”课程资源价值有待设计开发。

首先，学校可以从“读‘回信’”的视角来设计思政阅读课程。习近平总书记给青少年回信的主题多样、内容丰富，文本本身具有极大的知识性和时事性，具有开阔青少年视野、树立理想信念的重要作用。学校可以把“回信”整理成册，作为广大青少年的读本，辅以相应的阅读指导，帮助青少年读懂信中之史、信中之事、信中之情。正如苏霍姆林斯基在分析他是如何提高少年儿童共产主义信仰时提出，“我作为老师，每周就同他们举行一两次共产主义阅读课……朗读和讲述有关伟大导师列宁的生平及其为人类幸福而斗争的事迹……这样的朗读课越多，共产主义的真理就越是深入少年儿童的心灵”［40］。其次，学校可以从“研‘回信’”的视角来开发“思政+”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回信”反映出来的国家治国理政议程，“回信”体现出来的国家治理主题，“回信”中的党史等等，都是思政味道浓郁的高价值选题，并且能够很自然地跨到语文、历史、地理、科学等学科中。最后，学校还可以从“行‘回信’”的视角组织研学活动，教师带领学生以“回信”为路线图，踏上“回信”中的土地，同“回信”中的人产生真实的链接，感悟国家的发展壮大、了解人民的真情实感，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践行便会自发地内在生成。其中，“读‘回信’”主要可在小学开展，“研‘回信’”主要可在小学高段和中学阶段开展，“行‘回信’”可在中学和大学阶段开展，所以“读”“研”“行”三个视角其实也是三个学段，对“回信”进行课程转化本身是落实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的路径创新。

来源 |《中国青年研究》2025年第5期

作者 | 牛楠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